我们由一件小事入手。
一九二三年，梁启超先生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。但是他自己却并不以为意，在家信里他说：“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，精神气体一切如常，……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。”另一方面，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在他的工作里。他抱病在清华大学讲授有“读书法及读书示例”“儒家哲学”“历史研究法”，指导有“中国文学史”“中国哲学史”“清代学术史”等多门，又勉力完成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《中国文化史》这样传世的巨作。旁人形容他“口敷笔著，昼夜弗辍”，称赞他“即在此这种苦痛环境中，仍本孳孳不倦之精神，埋头苦求，研究学问。此种坚苦卓绝、自强不息之精神，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”。然而梁任公的病情终究逐渐恶化，到了一九二六年，他才接受了德国医院的检查，确诊为尿血病。
梁先生绝不是抵斥科学。他是康有为的学生，最早觉醒的中国人，维新运动的领袖，思想界的启蒙者，一生对现代科学充满了笃信和期待。而这时，他显然是出于更深沉的考虑。在他心里人文事业占有更重的分量。他早年倾心于西方的思潮，但是不久便感到了极大的忧虑：“试问人生是什么?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、三角之一边?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、化合，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?……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，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，人，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。欧洲人却始终未彻悟到这一点，只盲目地往前做，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，彷徨莫知所措。”这个转变意味深长，他针对现实进行了文化反思，希望能以东方的人文传统，引导人们从麻木状态里，恢复本来的心灵，建立起一种美善的生活。他说：“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，……人类日日创造，日日进化。这意识流转，就唤作精神生活，是要从内省直觉得来的。……变化流转之权，操之在我。所以孔子曰：‘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’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，所以他的人生观，十分美渥，生趣盎然。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，不过是蜉蝣、朝露一般，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，既不望其成功，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，完全在我，真所谓“无人而不自得”。有了这种精神生活，再来研究任何学问，还有什么不成?”这在他自己的生活里也得到了写照：“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，……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，问我忙什么?忙的是我的趣味。我每天除了睡觉外，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。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，……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。”他的这种主张就贯穿在平常日用中，使他不倚待于科学的救助，依然能在内心卓然自立，乐以忘忧。
事情还出现了更动人的一面。当年梁任公进行了肾脏切除手术，但术后发现，误将健全的右肾除去，而梁氏此后只能以另一只残留的坏肾维持生命。一时舆论大哗，西医陷入危机，甚至出现了“科学杀人”的论调。梁家人也非常愤慨，准备诉诸法律途径。但就是在这时，任公主动放弃了院方的道歉和赔偿，而且强撑病体撰写出短文，其中说：“科学呢，本来是无涯的。……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，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。……我盼望社会上，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，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，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。”他还嘱咐家人，“以其尸身剖验，求病源所在，以供医学界之参考”。
这令人肃然起敬。梁先生始终认为，西医就是科学的代表，这一点毫不因他的个人遭遇而动摇，他贡献出生命的最后力量，为科学的进步做出了自我牺牲。他早已表明过他的志向：“今日第一要紧的，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，如陆象山所谓：‘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’。”“学而不能应用于世，无论如何勤学，终是纸的学问，其结果纸仍纸，我仍我，社会仍社会，无一毫益处也。”“战士死于沙场，学者死于讲台。”他将个人的利害置之度外，而一心披沥为大众谋求将来的路。这种人文关怀本便与科学的初衷相通，却又是对其的无上升华。梁任公守护住了科学的尊严，而这种守护本身就带有人文的崇高;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科学的价值，更为珍贵的是这背后闪耀的人文光辉。应该说，这些来源于他在精神境界上的裁判和追求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“科玄论战”中，一派提倡“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，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”，一派力主“盖人生观，既无客观标准，故惟有返求之于己”，在这种局面中，梁任公温和庄重地申明了他的见地：“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——而且有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，有一小部分——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，是超科学的。”“不能说理知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，此外还有一极重要的部分——或者说生活的原动力，就是情感。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，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，就是‘爱’和‘美’。”“文献的学问，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;德性的学问，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。”在一片的对立和动荡中，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理性的声音。他回避论争，因为本身已圆通无碍;他无意深刻，而永远能调和自新。基于此，我们就能理解他全部的行动和生活，他终极的科学态度和人文情怀。
梁任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，他用他的生命体践，完成了理想人格的形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