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周末，我没有回家。父亲打电话来说老屋拆了，娘好几天都没怎么吃饭。我知道，娘不仅吃不下饭，夜里肯定也睡不着。因为这被夷为平地的老屋，一砖一瓦，一梁一棒，都是她亲力而为的。
父母亲从祖父的户头分出来，在这个宅子另立门户生活很久了，那时我还没有出生。我们村的土地还没有承包到户，劳动都在大集体，搬过第二年，才分的地。
听父亲说，从祖父宅子里搬出来时，我们家最初盖的房子，是当时最流行的“土墙瓦面”。顾名思义～泥土砌的墙，红瓦缮的顶。我想象不出：那样高大的三间屋子，父母亲和亲邻们，是怎么一点一点垒盖起来的？
从小到大，父亲总爱在我们兄妹仨跟前说：“你娘能干哦，我们第一口房屋，所有的芦笆（当时的屋顶都是起脊的，除了梁头和主棒，其他的空间都是用芦苇扎成的圆柱捆填充。）都是她连白加夜，一捆一捆扎出来的。”小时候我曾经无聊地数过，一间屋大约是一百二十多捆芦笆，三间屋，就需要近四百捆哪！
芦苇哪里来？那是母亲在秋天的时候，到村北头的后河里割刈来的。为了保证芦苇的长度，先用镰刀从芦苇的底部割下来，用平车拉回家。接着，把所有的芦叶剥离干净，趁着秋阳高照，晾晒干。晒干后，把所有的芦苇缨截掉，就可以扎捆了。
捆扎成型的一根芦笆有12米长，捆扎的时候，每隔20厘米，就要用麻绳打个结，还要注意不断地续接和调整捆的粗细，保证从头到尾呈圆柱形。近四百个芦苇笆，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。扎好后的芦笆就像一根根结实的木棍，难怪能承担厚重瓦片一年又一年的压力呢。母亲就这样一边一根根地捆扎芦笆，一边操持家务。如果说，这房子是父母亲用血滴汗点垒起来的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木匠上工了，发现还缺少一根大梁。母亲赶到了爷爷的'宅子，转了一圈后，看中一棵大榆树。她找来一根粗绳，绕成圈，套在肩上，别上斧子，蹭蹭蹭爬上榆树。将绳子一头拴在腰间，一头系在树干，用斧子将所有的分支分干砍了下来，滑下主干，找了邻居用锯放倒，终于解决主梁的问题。那时候，前后村的一些奶奶们，都经常在一起唠嗑：“找儿媳妇，就找小青娘这样能干的！”
童年，这所房子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：一个人被锁在屋里。父亲在邻村教书，母亲要去田里干活，两个哥哥去上学，没人看管我。于是，坐在凳子上，顺着门缝瞅家人的身影，是我每天的必修课。五岁的时候，父亲把我带去了学校，从此，我也结束了整天被锁在屋里的生活。
在我们小的时候，很多同龄人都是放养的。大人下田干活，孩子就扔在家里，或者放在院外，随他往哪里溜达。可我，就从来没有这份“自由”。父亲跟母亲说：“小女孩子就该规规矩矩呆在家里，瞎跑胡野像什么样子？况且门前有水！”
门前怎么会有水？是因为宅子的地理位置特殊。老宅地处村子的最南端，门前有一条东西贯通的大路，连接着东边的官庄，通向镇上。朝西走，穿过高台堰，就和姚集镇接壤，交通非常便利。路南是渠。这条渠，可是我们前后五六个自然村水稻丰收的保障。黄河的水，就是通过这条主渠，再流经纵横交错的田间沟河，最后流进稻田里。
一年四季，渠里都有水。最美的时候是夏天。清悠悠的河水，自东向西流淌着。渠两旁，芳草萋萋，绿树成荫，林间的鸟雀尽情欢歌。偶尔，会传来“砰砰”婶子、阿婆们用棒槌捶打衣服的声音，欢快的节奏，伴着爽朗的笑声，随着清波，缓缓地流淌。
夏天的水渠也是最热闹的。一到暑假，水渠就成了孩子们天然的泳池。男孩子们，离了大人的眼，就窜到水中。会水的，扎个猛子，踩个水。不会水的，趴在岸边口扑腾着。正对我家门前的渠岸，被母亲挖了一级一级的梯凳，所以呀，就数这湾儿的人最多。闹腾了一个白天的水渠，在傍晚时分稍微地小憩了一下。当夜幕降临后，女孩子和妈妈们，悄悄来到河边，洗去满身灰尘，也洗去一天的疲劳。当洗漱的人群逐渐从水里上岸，那门前的土路，便撒满欢声笑语。
夏夜的风，似乎总爱在我家的麦场上闲逛。于是，我家门前又成了村里的俱乐部。母亲总会早早将麦场打扫干净，搬出家里的大小板凳，摆出茶几，冷好茶水。女人们聊家长里短，男人们抽烟喝茶，看孩子们追逐嬉闹……
后来，这些都成了过去的事，都成了我们对儿时的种种追忆。但是，留在老家的父母们，却依然守着这份温暖，守着这份安详。自从我们兄妹三人逐渐搬离老家，阿猫阿狗，小鸡小鸭，都成了母亲的乐趣；宅上的一草一木都和她息息相关。
如今，被拆掉的是翻盖过两次、带保护层的房子。都说“故土难离”，虽说新建的村部，距离原址仅有二里路程，但是心中却生出“现实的家园已经毁灭的”念头。更何况我的父亲和母亲呢？
门前的渠水里，再不见戏水的娃儿，那时而喧闹，时而安静的渠水，可是在怀念曾经的时光，在留恋即将消失的村落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