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，每年放暑假母亲都会带着我们儿女回巴彦县姥姥家住上一些日子，也常能吃到三舅打的乌米。
巴彦人管乌米叫“乌面”（可能是这个字）。其实，乌米有好几种，不仅高粱结乌米，玉米、谷子也结乌米，但都不能吃。真正好吃的乌米，只有高粱乌米，小拇指头粗细，两三寸长，黑黑的，外面挂层白霜，包裹在绿绿的高粱包儿里，特别招人喜爱。打回来几支乌米，放在灶里烧熟，拿上几支，边走边吃，弄得嘴巴黑黑的，别提有多么香，多么甜，多么神气了。
三舅是姨姥的三儿子，那时正在上初中，比我大不了几岁。可在我的心目中，三舅确是个大能人，他不仅会打乌米，还会捉蝈蝈，打羊草。那时，姨姥家生活特别困难，三舅上学的学费和书本费，几乎都是他利用暑假时间到甸子里打羊草挣来的。
尽管每次回到巴彦，都能吃到三舅打来的甜甜乌米，可在城市里长大的我很少下屯，更没打过乌米，因此也想和三舅到乡下去看看。见我执意要下屯和三舅打乌米，姥姥说啥也不让我去，还说：“你吃不了那种辛苦，还是在家等着吧。你三舅打回来乌米，自然有你吃的。”我听不进姥姥的劝说，还是跟着三舅及大姨家的两个表弟踏上了通往乡下的路。
巴彦县城不大，出了西城门就能望见田野里生长着成片的庄稼。八月初，正是苞米窜缨，高粱孕穗季节，而地里的.亚麻和小麦已经泛黄了，只有大豆还是一片碧绿。在那黄绿相间的田野里，显得特别迷人，特别好看。当然，我最希望看见一片高粱地。
天太热了，装在背心里的几根黄瓜半路上就啃光了，可前面仍没看见高粱地，我已经开始有点后悔了，又无法说出来，只能硬着头皮跟在三舅的后面，继续朝前走。
远远地望见，前面有个小屯子。在屯子旁有片倭瓜地，地里开了满金黄色的倭瓜花儿，地头搭间看庄稼的窝棚。三舅说：“那里可能有水井，过去要点水喝。”当时，干得嗓子眼都快冒烟了，听说有水，什么也顾不上了，跟在三舅的后面，往倭瓜地里跑。
地里真的有口井，搅上一柳罐井水，随手掐几根倭瓜叶，空心的叶柄是最好的汲水吸管了。我们四个人围了一圈，把吸管插在柳罐里，灌了一肚子冰凉的井水。喝完水，四处看了一圈，顿时喜出望外：紧挨着倭瓜地的是片荒草甸子，而在草甸子北面便是一大片高粱地。密密的高粱棵子在夏日的微风中轻轻地摆动，仿佛在向我们招手呢！可看地人搭的窝棚就在眼前，让我们一时又没了主意——乌米结在高粱包里，和正在孕育的高粱穗几乎没有任何区别，不会打乌米的人常常误剥高粱穗，而影响产量。这时候看地，主要是不让那些孩子进地去打乌米。
不远处的草甸子里，传来阵阵蝈蝈叫声。三舅顿时来了主意，领着我们朝草甸子里走去——到草甸子逮蝈蝈，谁能管得着呢？！可毕竟还是做贼心虚呀，别看我们脚步迈得挺坚定，可眼睛的余光一直瞟着那间地窝棚。可知道我们走进草甸子，没看见有人从窝棚里出来，赶紧泥鳅般地钻进了高粱地。
八月的高粱地里，密得透不进一丝风，又闷又热。钻进高粱地，三舅再顾不上照顾我了，和两个表弟忙着寻找乌米，把我一个人远远地落在后面。怕一个人找不回家，我只能跟在后面紧着朝前走，两条光裸的胳膊被高粱叶子拉出道道血印子，再被汗水一杀，火辣辣的疼。见三舅他们都打到了乌米，我也剥开几个高粱包，里面露出白白的高粱穗儿，忙又合上了——早知道打乌米这么辛苦，说什么也不会和三舅来打乌米呀！
那天，我空着双手走进院子。见我回来了，姥姥从屋里迎出来，笑眯眯地问我：“你打的乌面呢？”我赶紧低下了头，一声不吭。见我的样子，姥姥也明白了，可还是又问我一句：“一支也没打着吧？”我的头更低了，脸也红了，为姥姥的言中而觉得羞愧万分。
尽管那天我没有打到一支乌米，可是在吃晚饭时，三舅还是送来几支烧熟的乌米。吃着三舅送来的乌米，却再也找不到原来的那种美好感觉了。没有那么香，也没有那么甜了。
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仍旧很怀念那次下乡打乌米。尽管我那次是空手而归，一支乌米也没有打到，却使我品尝到了因缺乏意志而失败的羞涩和苦味儿。现在的孩子们，肯定不知道什么是乌米了，更不会顶着烈日去打乌米，当然也体味不到那里面的苦与乐，得与失。
令人难忘的打乌米。